第一个感染的患者，为什么叫“零号病人”？

新冠肺炎不是第一个让全世界人民共同瞩目与恐慌的传染性疾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即便是在医学发展进步飞速的当下，传染性疾病的蔓延依旧像个难解的谜团，病毒和细菌的无形传播防不胜防。

人们常常把治疗和控制传染病比作“破案”，那么追捕病毒这个“犯人”的确是道阻且长的，一系列科学仪器检测和流调过程就是勘察现场和分析推理。然而，让这个疑案水落石出最重要的关键性线索和证据，却经常会在新闻报道中出现——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被病毒选中的那个人。

在近期的疫情事件中，无论是辽宁的鸡架大哥，还是广州吃遍家附近茶餐厅的七旬老太，追逐零号病人的步伐总能牵动着万千人的敏感神经。

到底什么是零号病人？为什么不称之为一号病人？这还要从四十年前说起。

第一个零号病人：背锅30年

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刚刚发现艾滋病的存在。一名名叫基坦·杜加的加拿大空乘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断为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

出于当年对艾滋病的认知有限，加上基坦·杜加的性向和需要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工作属性，以及公众对于未知疾病的恐惧和对猎奇事物的好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坦·杜加被认为是一个通过滥交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反社会同性恋，舆论一度认为是他导致了艾滋病病毒在北美乃至全球的大规模传播感染。1984年3月杜加死于魁北克市，死因是艾滋病并发的肾功能衰竭。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曾把杜加标记为“患者O（字母O）”，意为“加州以外的病例”（Out-of-California）。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母O演变成了数字0，“零号患者”（Patient Zero）的说法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堪称经典的以讹传讹案例。

杜加的锅一直背到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在《自然》上发文称已通过基因手段确定杜加并非北美洲艾滋病的最初传染源，艾滋病可能早在1969年就已经传到美国。杜加被称为“零号病人”仅是为了研究方便，并不是最初的传染源。此时他已经因为第一个“零号病人”的名号被迫背负三十年骂名了。

虽然基坦·杜加被称为第一个零号病人，但他并不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零号病人。

最著名的零号病人：以1传50，7人为她而死

1908年夏天，纽约州发生了伤寒疫情。20世纪初抗生素尚未问世，虽然人们已经发现伤寒是由病菌导致的流行疾病，但却对它束手无策。

在寻找传染源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名名叫玛丽·梅伦的爱尔兰裔厨师先后经过了7个地方，都爆发了伤寒，但她本人是健康的。在经过一系列身体检查之后，玛丽的身上找到了伤寒杆菌，但这些病菌并未导致玛丽患病，而是形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

最终玛丽被政府安置在纽约东河上的北兄弟岛隔离，直至1938年11月11日去世。验尸后却发现她的胆囊中仍然有许多活体伤寒杆菌，但夺走性命的是肺炎而不是伤寒。

玛丽·梅伦一生中直接传播了52例伤寒，其中7例死亡，间接被传染者不计其数，她的名号“伤寒玛丽”（Typhoid Mary）比她的名字更为世人所熟知，堪称历史上最有名的“零号病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语境中“零号病人”并非医学界和科研中的用词，只是一个民间使用的词汇。一般认为“零号病人”对应的是传染病学中的“指示病例”或者“标识病例”，指在一起暴发疫情中符合病例定义、最早发现和报告的病例。

“零号病人”并不一定会发病或出现症状，有时候也会用“一号病人”来形容第一个发病的人，当然“零号病人”和“一号病人”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找到传染病拼图的最后一块

前面我们提到，“零号病人”是揭开传染病之谜的关键线索，何出此言呢？

一方面，找到零号病人有助于最快、最准确地确认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阻止疫情发展。

另外一方面，如果零号病人得到了治愈，那么他的血清就极大可能存在帮助其他患者抵御疾病的抗体，也会为后续的疫苗及药物研发提供助益。

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零号病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面对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爆发了天花流行。诺曼人的首领为阻止其继续扩散，直接下令将所有病人和看护们统统杀掉了，零号病人命如草芥。

到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通过对“零号病人”的追溯，发现疫情是一名叫吉特切尔的美军士兵在美国堪萨斯州所引发的，零号病人为西班牙洗刷了冤屈。

事实上，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并不容易，犹如大海捞针。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传染病事件中，真正被找到并确认的零号病人并不多，并且充满了争议色彩。

零号病人在广大民众的眼里可能并不受待见，往往被扣上“灾星”“毒王”“瘟神”的帽子，遭到恐慌的人们唾弃和谩骂。

被SARS改变人生的零号病人

在十多年前，SARS席卷中国的时候，追逐和发现SARS的“零号病人”事件，同样引起了一阵风波。

根据许多媒体的报道，SARS的第一个病例是一名名叫黄杏初的厨师，来自于广东河源，在深圳一家酒楼掌勺。

2002年12月5日左右，黄杏初开始觉得不舒服，发热、畏寒、全身无力。病情加重后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又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大约一个月后，黄杏初才康复出院。但这一路的就诊之路上，许多与其接触过的医护人员被感染。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SARS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黄杏初也被认定为首例SARS患者，即零号病人。

本来患病九死一生已经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人更加唏嘘：据许多媒体报道，黄杏初出院后便“神秘失踪”，并且“拖欠高额医药费”，更称其为“毒王”。

事实上，这位零号病人只是在痊愈后回到了老家，之后也没有再传染任何人，神秘失踪和拖欠高额医药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这一切真相直到SARS疫情偃旗息鼓时，才得以被媒体辟谣。因为这些谣言的出现，黄杏初接到了许多骚扰电话，其中甚至不乏威胁、恐吓电话。因为患病的事件，他曾经工作过的酒店生意也一落千丈。

也许十几年后的今天，许多民众可能也没有意识到，零号病人既是流行性疾病的受害者，也可能是舆论和谣言的受害者。

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在哪里？

其实，从2019年底至今，新冠肺炎最初的零号病人是谁，依旧成谜。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早在2019年9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意大利开始传播了。这意味着无论是目前新冠病毒记录在册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岁的武汉脑梗塞患者，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毕业生黄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

在全球疫情纷乱的此时此刻，零号病人更像是一面镜子——找到零号病人的过程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对待零号病人的态度则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实和文明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