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H1N1甲型流感、新冠肺炎，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新发传染病接连暴发，极大威胁了人类健康。中国多次受到疫情冲击，可谓新发传染病暴发的热点地区。
“新发传染病多发生在北纬30度以南接近赤道的地区，中国是高发区，一些新发传染病发生区域扩展到北纬60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拥有近40年临床工作经验的牛俊奇近日在《理解未来》科学讲座上解释说。
新发传染病包括多种情况。有的是新发物种或菌株感染人类，比如SARS病毒、新冠病毒等；有的是过去影响范围不大，但由于生态环境变化，造成广泛传染，比如莱姆病。权威期刊《自然》曾总结出1940年至2000年间新发传染病的种类，人畜共患病占新发传染病的60%，而人畜共患病中71.8%来自野生动物。
“人畜共患病难以预测。”牛俊奇分析说，SARS、MERS、寨卡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感染这四种新发传染病都是人畜共患病，而中国、印巴次大陆是人畜共患病高发地区，原因既在于低纬度，也因这些区域“阔叶常绿植物覆盖广泛、哺乳类野生动物的多态性最为丰富”，人类活动十分活跃。
尽管中国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占经常性的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逐年上升，然而对比欧美国家对新发传染病的预防预测上的花费，总体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发传染病高发区对疾病防治投入及资源配备仍然不足。
牛俊奇认为，预防新发传染病暴发也要讲求“最经济、最有效”，为此需要紧盯三个目标，即：目标动物研究、溢出事件“人类哨兵”监测，以及一般人群监测。“假如我们发现并控制了原始宿主感染的病毒，这种投入最经济。”他呼吁学界加强病毒学研究，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病原学研究，“新发传染病最好是在源头控制”。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此前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应继续加强长期监测，抢在病毒的前面找出“风险点”，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提供信息。
牛俊奇还认为，预防和减轻疫情暴发应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提高病原体发现和检测能力，二是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尤其是后者，将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26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疫苗研制是5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均有国际合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研发的新冠疫苗已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开发一种药物或疫苗有行业内‘黄金标准’，平均花费11.9年，投入资金8亿美元。”近年来参与多项药物和疫苗临床评价的牛俊奇说，综合来看，新药和疫苗研发成功率仅有10%至40%。他还注意到国内流感疫苗接种率仍非常低，这说明“社会对疫苗的认识不足”。
包括国际疫苗学会前主席卢山在内，已有多位医学专家建议考虑制备广谱性疫苗，即一种疫苗对多种病毒都具备防护能力。
牛俊奇表示，还可将类似思路应用于药物研发，以广谱抗菌素为例，如果有药物能对多种病毒的蛋白酶或多聚酶有抑制作用，那就将实现“一药多用”。
展望未来，牛俊奇坦言人类对于每一场新发传染病难言“准备好了”，但应汲取教训，因为传染病大流行间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仅在医学层面，身为“抗非典优秀医务工作者”的他有发言权。一方面，曾在“非典”时期被感染、亲身经历血浆疗法的他注意到，如今采集的血浆既能检测出抗体滴度，还能提纯浓缩；另一方面，他说，基于“非典”经验，呼吸机在中国医疗机构得以普及，而这或许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内病亡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
耿媛媛_NJ5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