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援塞抗埃纪事：《大国担当》作者忆援塞医疗队

（原标题：我的援塞抗埃纪事）

文/洪建国

人物小传：洪建国，男，山东济南人，2001年12月入伍，2006年保送到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学习，现为北京解放军第302医院宣传干事。2015年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赴非洲塞拉利昂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治任务。在各类媒体发表文章3000余篇，出版39万字的我国首部援塞抗埃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总后军事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3次荣立三等功。

时间如同流水，在你不经意间悄悄流逝，甚至没有一丝痕迹，有一件事却刻骨铭心，虽然过去一年多了，然而至今记忆犹新，恍如发生在昨天，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这就是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队员出征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本是非洲一条静谧的河流，甘甜的河水不知养育了多少非洲人的生命。悠悠岁月，只因40年前流经的前扎伊尔国（现刚果金）北部扬布库村感染的一种让人七窍流血的怪病而闻名于世，后来竟变成超级病毒的代名词。说埃博拉是“超级病毒”一点也不过，提起2003年的非典SARS病毒大家可能还心有余悸，SARS病毒属于三级病毒，而埃博拉的病毒等级更高一级，是最高等级的病毒，一旦感染埃博拉，发病时间很快，两三天就有可能导致死亡。

埃博拉病毒图

而自2014年爆发于西非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的埃博拉疫情，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40年来最广泛、最复杂和最严重的一次大暴发。常言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我军唯一传染病医院的一名宣传干部，关注新突发传染病发展趋势早已成为我份内的事，埃博拉横行无忌自然让我的神经紧张，以后竟能鏖战西非，与埃博拉“零距离”接触。

“它会不会传入我国，我们应该如何防控？”带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2014年7、8月我接连采访了我院著名传染病专家陈菊梅、姜素椿、王福生、赵景民、赵敏、秦恩强等人，相继撰写了数十篇埃博拉防控科普文章，其中《302医院传染病专家建言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一文，竟得到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的重要批示。“能为国家防控埃博拉建言献策”，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埃博拉如同一群穷凶极恶的猛兽，所到之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的惨遭吞噬，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家庭支离破碎。面对死亡，有的人选择离开，有的人却正在赶来。正如非洲人民传唱那首歌《消灭埃博拉》所说，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我们祈求上帝/让埃博拉离开我们的国家/远离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最终杀死埃博拉/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

解放军援塞医疗队英勇出征抗击埃博拉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为彰显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人道主义精神，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自2014年9月起从302医院优秀医务人员中抽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分三批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期间，我与我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宣传干部前后连线，日夜撰文，对医疗队直面埃博拉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300多篇新闻稿件在第一时间传递出了“中国声音”。“能宣扬援塞抗埃英雄的先进事迹、在社会弘扬正能量”，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援塞抗埃如同是一场接力行动，疫情不结束，一批又一批抗埃英雄始终在准备着。2014年10月15日，第二批援塞医疗队开始组建，得知消息我很快递交请战书，有幸成为医疗队预抽组队员，也参加了第二批援塞医疗队第一次指挥组会议。那一刻我特别兴奋，想像自己能作为一名军人上前线，战斗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一晚我失眠了，一整夜都在考虑医疗队宣传的事儿。

第二天一起床，自己又像打了鸡血似的，又特别有精神。谁知，然而，老天爷就像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似的。正当我准备参加第二次指挥组会议时，有人竟告诉我不用参加了。那一刻，我的心像打碎了五味瓶。郁闷之后，我想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只要能为援塞医疗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前方后方都一样。

进行标本检测

钟表的秒针在不停地转着圈，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时间很快来到了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这时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开始抽组了，那些天有人见我就问：“你准备好了吗？”我笑着点头。只到12月15日那一天，当我院姬军生院长宣读有我的抽组队员命令时，一直悬在我内心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如愿成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的“宣传干事”，高大尚地自称“战地记者”“新闻发言人”，因为有先前的准备，这一次我更坦然和自信了。接下来一个月是紧张而忙碌的准备。我听取了多位同事的建议，不断完善宣传方案和思路，与媒体联合跟踪报道医疗队，挖掘了诸如《新娘就要上战场》的感人故事，激励和鼓舞着每名抗埃队员。

有句顺口溜这样形容塞拉利昂人的生活状况，“穿衣一块布，吃饭靠上树，经济靠援助”。要去这样的国家，做好各种准备必不可少，出国前我在筹备政工物资时就要想得细而又细，比如说制作好了宣传条幅，要记得带悬挂条幅的钉子、铁丝，还要具备锤子和钳子等工具。比如说要去感谢我驻塞大使馆，我要提前做好锦旗。比如说第三批医疗队要在异国过春节，出国前我跑市场去购买灯笼、彩带、拉花、中国结，制作春晚背景布……忙得不亦乐乎。

在我看来，抗击埃博拉不仅仅是一场国际大救援，更是一场生死大考验。习主席给全体抗埃队员提出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要求，面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异常凶狠的埃博拉病毒，哪怕是一个不经意的小疏忽，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所以出国前抗埃训练是严而又严。

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气温已到零下。然而，在302医院模拟培训中心，为模拟非洲疫区高热环境，室内竟用暖气吹、火炉烤，温度高达35摄氏度，我与队员们身穿体能背心裤衩，正在“炎炎夏季”反复进行着穿脱防护服训练。这时，我要小心翼翼地穿上N99医用防护口罩、防护帽、护目镜、一次性防护服、两层手套、防水隔离衣、面屏、防水雨靴、靴套等11件防护用品，还要经过36道穿脱流程，每脱一件防护用品都要用消毒液对双手进行一次消毒，并严格按照从上到下穿戴、口罩先戴后摘、穿脱不颠倒等10条原则要求。

为患者拍片

对于一个非医学专业人士来说，光听听11件防护服、36道穿脱流程、10条原则要求，头就已经“大”了，况且还要在高温环境下展开工作，穿着臃肿得如同“熊猫”一般，走路不但不方便，呼吸也很困难，不一会儿，身上已是大汗淋漓，我感觉这种“耐热”训练无异于在三伏天穿羽绒服逛大街，真是要命！

然而，要命的事情还有“洗手”，这里的“洗手”可不是简单地把手打下肥皂、在水上冲洗一下，而是按照步骤，从手的内侧外侧、指间内外侧、大拇指、指尖、手腕等部位进行消毒清洁，整个穿脱过程至少要洗10次手，简直把手洗脱撸皮了。

纵然抗埃路上，布满着荆棘，潜藏着危险，但我与队友并肩作战，一起前行，险并坚守着，累并快乐着……从一声令下到动若风发，危难时刻军人侠骨亦柔情。

那是2015年1月12日，我突然接到要作为先遣队员去抗击埃博拉疫情时，我的内心很是矛盾，如果先遣去，就意味着一天后将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我心爱的2岁儿子小豆豆，远赴非洲塞拉利昂疫区开展工作，面对陌生的国度和地域，面对致死率高达90%的最高等级病毒，危险自然增多了，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但这毕竟是一次重大的国家行动，作为一名军人，我没得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即便是“挂”了，等豆豆长大了，也会给自己父亲竖大拇指的。如果这个时候当“逃兵”，等豆豆长大了，也会看不起自己父亲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豆妈商量一起去照个相，因为半个月后就是豆豆的生日，我显然不能陪他过2岁生日了，所以只好提前给豆豆拍2周岁留念照。于是，我拿了一张豆豆2岁的照片，悄悄地揣在了自己的衣兜里。看着眼前机灵可爱的小豆豆，那个时候，我感觉豆豆就是我的整个生命，为了我心爱的豆豆，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1月13日的夜很黑，然而，302医院院内却是灯火通明，战友、家人都来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先遣队员送行。那一天，我似乎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感觉，然而就要出门的时候，2岁的儿子却始终不让我走，哭着喊着要我陪他一起玩，无奈我只好撒谎说去办公室才得以脱身。随着一声“出发”的口令，队员们陆续向大轿车走去，就在这一刻，一个个亲人离别的场景无不令人动容，拥抱、挥手、呐喊。这时，我的一位老战友从河南发来信息，很短但很震撼，“兄弟，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抬头望着窗外送行的人群，人头攒动时我竟然发现了妻子，我们突然四目对视，她没有挥手，而是默默地看着我流泪……

信任的眼神

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从北京出发，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穿越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 坐飞机、乘快艇、搭汽车，历经30小时的颠簸，行程17000公里，终于来到了西非塞拉利昂。我们来不及休整，向着疫情重灾区挺进、挺进！1月15日深夜，我们终于来到西非塞拉利昂。

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向东南方向出发，沿路能看到一片美丽的海洋，翻滚的水浪拍打着岸边，戏水的非洲小伙和姑娘们在尽情地冲浪，接着穿过一片略显繁华的小镇，在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二手汽车，错落复杂的店铺，头顶货物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真人“维纳斯”横躺在马路边上睡大觉，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略显牛气的交通警察指挥着交通，一路倒是没有看到一个“红绿灯”。

我禁不住自问，这里有埃博拉吗？这是疫区吗？然而，在沿街的墙上，你又会不时地看到一些埃博拉的标语和宣传画，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Ebolais real！”，意思是说埃博拉是真的！这仿佛在告诉我这里就是埃博拉疫区。翻过一座座连绵的群山，穿过一两个稀散的村落，在路上或是山边，偶能看到一些零乱破落的茅草屋和锈迹斑斑的铁皮房，还有一些头顶货物的非洲黑人和衣不掩体的小孩儿……

在一个名叫科索的小镇上，有一座被当地视为救星的现代化医院，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救治埃博拉患者工作的地方——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这是一所中国在2012年援建的医院，2014年8月，因为这里收治了一位埃博拉感染者，病人死掉了，吓跑了这里几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时隔一个多月，我军首批援塞医疗队来到这里开始收治埃博拉患者。

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的门前，每天都会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放下一批待诊的患者，又匆匆离去。留观诊疗中心就像一个生与死的中转站，每天有新送来的患者，有治愈出院的，也有死亡的。在这里，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埃博拉是真的”。

作为一名宣传干部，不到一线是没有发言权的。抵塞后我多次要求深入埃博拉病房拍摄第一手资料，医疗队领导也许出于埃博拉的危险和医疗队自身安全等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我的请求，当时我焦急万分，只到半月后的2月1日，我才被批准进入埃博拉病房。事先我把照相机、摄像机用专门的袋子裹了个严实，然后自己再穿上防护服，把自己裹个严实，第一次走进埃博拉病房，因为有同生共死的战友相伴，自己没有丝毫的胆怯。我手持摄像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会儿摄，一会儿拍，记录下队员与埃博拉战斗的瞬间。那天气温在30度左右，队友们看我步幅过大，一个劲地劝我行动要慢些再慢些，减少体能消耗。

医疗队员交接转运埃博拉患者

“前方是埃博拉重症患者的病区，千万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同行的医生告诉我，我顿时警觉起来，“前面门口有一滩血迹！”“抬起脚，不要踩着血迹，直接迈过去。”“刚才那位患者病情严重，口吐鲜血，不幸去世了。”

与埃博拉战斗，死亡就在身边，危险就在眼前。这种以接触传播为主的病毒，它的威力超强，致死率竟高达90%。据说被感染者的1毫升血液中含有1万至100万个埃博拉病毒，哪怕是咳嗽喷出的一点唾液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听队员讲，上一次疫情流行时，7位患者就是由于参加葬礼时共用同一盆水洗手而染病死亡。

在病房里，我看到埃博拉患者痛苦的表情，有的已经虚弱得连睁眼都困难。在埃博拉面前，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死可能就是一瞬间。等医护人员查完房，我们回到半污染区时，我的脸上、胳膊上、手上、后背上已经尽是汗水，疲惫的我竟忘记怎样正确脱防护服，在队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将11件防护用品一步步地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感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的幸福啊！当走进淋浴间的时候，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已经被我一饮而尽。

在抗埃的日子里，队员们与时间赛跑，与疫魔博弈，只要患者有一线希望，也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救治。2015年1月20日，一位名叫富拉尼的小女孩因被感染埃博拉病毒被送到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瘦小虚弱的她躺在一张大床上，原本11岁的富拉尼看起来像我们国家6、7岁的孩子。队员们心疼极了，在全力救治她的同时，还拿出从国内带去的“熊猫宝贝”玩具逗她玩，后来富拉尼被成功救治，“熊猫宝贝”也成了她爱不释手的玩伴。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熊猫宝贝”富拉尼和“中国爸爸妈妈”的故事，所释放出的那种“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发誓一定要用手中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录下每一个感人的瞬间。

其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中的一名政工干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宣传好抗埃事迹，传递好中国声音，在塞拉利昂都是“玩命”地宣传，要么，每天白天组织活动、协调事情、深入采访，晚上挑灯夜战，撰写稿件，及时向国内发出第一手新闻，要么写稿写到夜里三点，要么夜里三点起床写稿。因为北京和弗里敦有8个小时的时差问题，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才能保证医疗队的新闻当天传回国内，第二天在国内刊播。很无语的是，驻地宾图玛尼的网速很慢，有时慢得像头牛，还时不时“卡住”“中断”，所以在向国内传稿时，尤其是向中央电视台上传视频资料时，你还得瞪大睛眼紧盯着电脑屏幕，断网了，还得重新上网，重新发稿，这是很要命的！

我清楚地记得再次进入埃博拉病房，那是2015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国内的人们正在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我却要纪录下队员们春节在非洲坚守岗位的画面。由于我前期超负荷工作，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头发也白了不少，那段时间身体频频发出“警告”。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出现了晕厥的现象，一阵阵地头昏脑胀眼花，队友们怕我身体吃不消，都一个劲地劝我先不进病房了。看到队友们为了非洲埃博拉患者无私无畏的神勇表现，我没有理由“先倒下”，没有理由“说歇歇”，坚持一定要进入病房，于是，我闭上眼睛稍作调整，一睁眼又觉到浑身有了使不完的劲。

这次，段队长下令让我进病房时间最多不超过40分钟，并且有人全时监控我的身体状况。有了上次进病房的经验，我在这次进病房前一口气就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以便更好地维持体力和水分。上午8点，医疗队早交班后，我和8名队员穿好护服进入了病房，当时温度计显示为零上30度。不一会儿，大家就走上了各自的岗位，有的消毒，有的接诊，有的查房，有的拍片，有的配药，有的送药，有的喂服，有的输液，有的检测，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队员们列队欢迎埃博拉康复患者穆苏老奶奶出院

这一天，医疗队还为每位埃博拉患者送上了新春贺卡和礼物，祝福他们早日战胜病魔。每位患者看上去很是高兴，他们说知道中国的春节。在这里我看到了队员们常提到的聋哑儿童“小西塞”，据说他刚来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大伙儿集思广益，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西塞，就是西非塞拉利昂的意思。队员们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行动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亲自给他沏上一杯浓浓的营养素，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口中。小西塞抬起那瘦弱的小脸，冲着大家腼腆地笑了。

在病房里我还看到了年轻小伙卡马拉，当他接过队员们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时，一直都在说谢谢。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是卡马拉那双略带湿润的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直直地盯着中国医疗队员，我想尽管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是相同的，他那眼神中流露出的尽是对中国医疗队员说不尽的感激。听说卡马拉明天（中国的大年初一）就要康复出院了，这个消息不得不说是送给中国医疗队员最好的新年礼物。

“进一次埃博拉病房不容易，要把队员们在埃博拉病房的工作状态一个不落地记录下来”。这时，病房外队员拿对讲机不停地呼叫，“进病房1小时了，该出来了！”按照医疗规定，人进入埃博拉病房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否则身体就可能会出问题，尽管当时我早已疲惫不堪，汗流颊背，但不敢有片刻的停歇，一直不肯放下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为的就是留下最珍贵的抗埃影像资料。“1个半小时了，赶紧出来！”“已经2小时了，必须出来，再不出来就出事了！”

2小时后，我拖着几尽虚脱的身子走出了病房，接着又是咕咚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一天，当我们回到驻地吃年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由于时差问题，那时北京时间已是大年除夕晚上9点多了，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了，坐在饭堂里我无心看春晚，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回宿舍赶紧整理在埃博拉病房里拍摄的素材，等整理好写完稿子已是下午4点多，此刻已是北京时间除夕夜里12点多，这时我才想起过年给家人打个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也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和状态过春节，忙碌而充实，有危险而又义无反顾，不能与家人团聚而有特殊意义！值得高兴的是，后来队员们坚守岗位的新闻竟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让亿万观众看到了抗埃队员的无畏与艰辛。

身处异国他乡，我常想：是什么让中国军医在最危险的地方坚守，是什么让中国军医在最关键的时候担当？进入埃博拉病房，我渐渐地明白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死神面前毫不畏惧，是满怀的深沉大爱让我们在病魔面前救死扶伤，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远离后方的异国，一群中国军医用他们的仁心仁术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

半个月后的3月5日，距离回国的日子渐渐近了，于是我再次请求进入埃博拉病房。这一次，我见到了一位埃博拉老奶奶，她叫穆苏，头发花白已经80岁了，在塞拉利昂平均寿命只有45岁，80岁的穆苏老奶奶已算很高寿了。来时穆苏老奶奶是被推着轮椅送进医院的，她渐尽昏迷，生命岌岌可危。医疗队为穆苏老奶奶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全体队员以生命守护生命，终于将这位治疗年龄最大的埃博拉危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中塞医务人员与19位埃博拉康复患者合影

中国有句老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队员们看到穆苏老奶奶很亲切，总想和她多聊会儿，这时李医生看到穆苏老奶奶时不时去抠脚，一看不禁让人作呕，原来她的脚趾缝里有伤口破裂感染流脓，令人头皮发麻的蛆虫，正从她脚部溃烂的伤口不断涌出……看到这，队员们也没有怕脏，也没有怕感染，俯下身子，帮老人脱去污染的衣服，擦净身体，再用双氧水一遍又一遍冲洗伤口。穆苏老奶奶眼含泪花，她说：“和我一起感染埃博拉的人都死了，因为有你们的精心治疗，我活了。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是啊，埃博拉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但无法阻隔心与心的融合。3月11日，听说医疗队要走，已经康复出院的埃博拉老奶奶穆苏听说中国医疗队要走，她专门让家人陪伴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赶来为恩人送行。那个时候，我感到一曲军民鱼水新歌在咏唱，歌中的军民犹如大西洋的“鱼”和“水”，唇齿相依，跨越了国界，升华了大爱。

2015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出色完成了为期半年的抗击埃博拉疫情任务，实现了习主席提出的“打胜仗、零感染”目标，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就此次援非抗埃行动而言，这是中国军队卫勤第一次成建制独立遂行海外重大疫情防护任务，是一场保卫人类生命的国际大营救，历史意义深远重大。

为真实全面纪录这段珍贵的“援塞抗埃”历史，我与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政委王锦秋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多次深入埃博拉病房一线，采访了很多埃博拉患者，还有中塞双方的医务工作者，还采访了塞拉利昂政府官员、中国驻塞大使馆工作人员、驻塞中资企业员工等，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回国后，我们继续采访了第一、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员，历时半年潜心创作出这部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的长篇报告文学，也是我国第一部由援非抗埃队员通过“兵说兵事”形式自行撰写的纪实文学，集中反映了我援塞医疗队过硬的技术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抗埃路上，尽管面临着危险与艰辛，但我执著地为了“打胜仗、零感染”这个目标，累并快乐着、收获着，还对海外执行多样化任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调研撰写的6篇内参先后被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拍摄的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专题片《三○二，世界因你而精彩》获2015年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评比三等奖，《送行》被评为2015十大医疗感动照片，撰写的通讯文章《传染病战场上的“铿锵玫瑰”》获第六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塞拉利昂生死60天》获2014年全国“军旅青年学习成才”征文二等奖，《“抗埃”卫士是怎样炼成的》获2014年度全国“强身健体为打赢”征文二等奖，我个人还荣立了三等功。

日月星辰，时空轮转，自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一刻不曾停息。但我们不惧怕疾病，我们一直走在战胜疾病的路上，我们曾战胜了无数的疾病，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而我，将始终做一名忠实的新闻记录者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