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被遗忘的“雾霾村”，在污染和病痛中苟活的隐形人

（原标题：深度：被遗忘的“雾霾村”，在污染和病痛中苟活的隐形人）

北接“迁钢”，西靠“焦化厂”，南临“九江线材”，位于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的松汀村，这几年似乎成了媒体和公众口中的“北京雾霾源头”。

说源头有些不准确，但松汀成为污染话题的焦点，确是事出有因。

雪后霾中的“鬼村仙境”。

村子安静得有些吓人

2002年以前，几家钢铁企业尚未落脚在村子周围，松汀村享受着蓝天白云的庇护，直到这份宁静被三面包围的钢铁企业打破。当时谁都想不到，15年后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鬼村”。

村民说，建厂征地后，有能力闯荡的人都离开迁安了，有点积蓄的搬到松护新村了，原有1300多户、3500多人的松汀村，如今只剩下100户左右，其中多数还是空巢老人，环境的逐步恶化不断蚕食着他们的健康。

2016年12月16日，京津冀多地出现重度空气污染，记者在松汀村东头下了车，路上都是漆黑的煤渣，一辆辆卡车不停地运送着矿料。

穿过小道走进村里才突然安静下来，这种毫无人气的安静让人发怵：荒草齐腰、野藤爬窗，偶尔有几声狗叫幽幽地传来，路面的落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踩上去的声音都让人感觉刺耳。这里成了一座被遗弃的老庄小村。

沿着西沙河径直向西，焦化厂不远处的桥下石缝间，一根水管源源不断地排放着黄色的污水，途经堆满垃圾的河道，最后化为铅绿色的河水。另一座桥头边竖着河道治理的牌子，上面注明分管西沙河道的“河长”姓名。

村子西南侧，被污染的的西沙河水。

村民在污染和病痛中苟活

记者又走了一会儿，在一辆送水车旁，终于看到了“人气”，几个村民在提水，随后记者跟着他们到了村子西头的几户人家。

村口圈养的牛和不远处的散热塔 。

这里被污染得不轻。在松汀村和周边工厂的交叉路口，旅馆老板养的几只大白鹅早已成了“黑天鹅”。

家家户户屋外的窗台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上面晾晒着的红薯干和柿子除了灰还粘有许多反光的金属物质，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村民家中晾晒的红薯干，黑色的污染层上还有很多零星闪光的金属物质。

村民说，晒在外面这样，晾在屋里发霉，吃不得又舍不得扔。洗好的衣物也是一样，晒在外面没多久就脏了，晾在屋里又不容易干。

室内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村民们说，即使一年四季不开窗，房间里也会不可避免地钻入大量灰尘，墙壁常年灰秃秃的；早晨刚刚擦过的茶几，到了晚上用手抹一把，满是漆黑有黏性的油状物；村民晚上睡觉时，常会被有异味的空气闷醒，早晨醒来后咽喉疼痛，有时还会从鼻子里擤出干涩的血迹。

松汀村旁的某厂区门口，工人们在霾里上下班。

赵全国今年63岁，见证了松汀村十几年的环境变化。早晨醒来，赵全国咳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翻身到床边看了眼外面，阴霾依旧。上午九点钟，村大队送水来了，赵全国提着两个盛满20斤水的桶，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屋。

身患脑梗的他手脚有点不灵便，但比起吃自家打出的黄色井水，这点麻烦算不上事。他总念叨着给26岁的儿子找个对象，可整个村子有五六十个适婚年龄的小伙子，几乎都讨不到媳妇：污染严重，家境不好，姑娘们大多不愿嫁到这里。

村民刘成福和老伴住的屋子，紧靠着村子最西边的铁道。一次脑出血让他失去了在旁边焦化厂卸煤工作的能力，丢了工作。

自那以后，刘成福经常守在附近厂区门口的铁道边，拾捡卡车掉落的焦炭，运气好的时候，每天能捡三四十斤焦炭，每斤能卖上五毛钱。后来钢铁企业限产，运送焦炭和矿料的大车变少，刘成福捡的焦炭便不再卖钱，改为自家烧火用。

2016年12月19日，村民刘成福守在厂区不远处的铁道旁拾捡卡车掉落的焦炭。

因脑梗塞后遗症，他行动迟缓，迎着卡车捡地上的焦炭似乎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幸大儿子在厂里做保安，小儿子也靠开卡车运送矿料，家里生活还算能有点补贴。

“脑肺死咒”一直困扰着村民。2014年，一张松汀村《死亡报告登记表》走进了公众视野。在25个登记在案的死亡村民中，最年轻的只有50岁，除2人因乳腺癌和输尿管肿瘤死亡外，有17人死于脑梗、2人死于肺癌、3人死于心梗和脑出血、1人死于下呼吸道疾病。

如今松汀老庄里，上了年纪的人，喉咙疼、咯痰、鼻咽长期疼痛出血都是家常便饭。当地人早就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再恶劣的霾，也用不着戴上令人不适的口罩。

张兴发也饱受污染之苦，鼻腔出血、咳嗽、眼角发红，这些“毛病”他已经习以为常。

村里得病的人还有很多。69岁的张翠兰因脑梗后遗症5年没有下过床了，“翻身都费劲，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一天都活不了。”

老两口没什么收入，老伴赵鑫全总念叨着年纪大了，到厂子里干活都没人要，以前还能当临时工挣点钱，现在已经四年没有收入了，拿什么给老婆子治病？

村民吴济正在做一份帮人照看老家的临时工作：看家、喂狗，每个月能多拿几百块钱维持生计。

2003年前后，松汀村三千多亩耕地被周围厂区建设所占，每人分得1.5万元作为补偿，自那以后就没有任何补贴了。失去耕地后，大多数村民成了周边企业的临时工，可一旦上了年纪，工厂便不会任用，所以很多老人靠拾荒、捡焦炭维持生活。对村民而言，钢铁企业虽然带来了污染，但又不能失去这棵“大树”。

抗争是“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沉寂的村子也曾有过抗争。

2013年，迁安中化焦化厂在松汀村西修建了一座污水处理厂。2014年，村民们发现井水变成了黄色，不能再喝了，住房也因为地势较低，不断有地下水渗出，湿漉漉的院门口从来没有干过，盐碱自下而上渗入墙壁，形成一道深深的白色印记，房屋内部也开始有了裂痕。

迁安市环保局出具的报告明确指出，焦化厂的设址违反《焦化厂卫生距离防护标准》（GB11611-89）规定，“已作立案处理”，然后就没了下文。

远离松汀村3公里外的新区，不远处仍然能看到厂区排放浓烟的烟囱。

从2014年3月开始，村民们不断找寻相关负责人谈污染和搬迁事宜，但多次碰壁。几位村民再三找有关部门谈论搬迁问题均无结果，最终采用极端的解决方式——拦截焦化厂的通勤车，想以此逼迫厂里负责人出来管事。

在十几次截车后，焦化厂报了警，村民由于违法被拘留了9天。村民张兴发因为截车时争执拉扯，肋骨断了3根。

经多次抗争后，焦化厂终于打算将松汀村西头紧挨厂子的几户人家搬迁，但村大队执意要求整个村都搬迁。由于需要花费上亿元，焦化厂未同意，搬迁的事便搁置了。

不过，抗争唯一见点成效的是，企业托村大队从3公里外的松护新村抽取地下水，送到村民家中充当生活用水。

自那以后，村民再也没有采用极端方式抗争命运，也渐渐没有胆量向相关部门反映实情：“不管用，还尽给自己找麻烦。”

记者想向村干部了解些情况，但村民们表示：“老庄里找不到他们了，你们记者找他们，他们能说啥？拍都不让拍！”记者在松汀村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

村口停了一辆银色面包车，司机有了一份生意——阻止记者拍照，但凡露烟囱的照片都得删掉。在阻挠过程中，他坦言自己是附近某厂雇来的。记者说，我如果给你钱，你是否也能帮我们监视他们？司机镇定自若：“可以啊，你雇啊。”

2016年12月19日，松汀村下了点雪，加之清晨降的浓雾，给这个安静的村子增添了神秘的气息，西沙河在一片朦胧的白色映衬下，透着幽幽的蓝绿色，远处若隐若现的烟囱像钢针一样扎在松汀村上方。赵全国的儿子赵飞看了一眼墙上的鼻炎广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看，村子像仙境一样，真美！” （生命时报记者 张杰 ）

编后

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会以一定的污染为代价。但两者并非不能平衡。

本报在采访环保部环评常聘专家库成员、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时，他说，在发展钢铁、煤化工等污染化工产业时，一定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选址上要给工厂和居住区之间留出足够的防护距离，否则就会使居住区出现空气、水、噪声等污染，甚至损害周边居民的健康。

迁安松汀村面临如此现状，根本原因在于工厂的选址和规划先天不足，空间安排不合理，形成了污染的格局。在现有的污染格局下，政府的监管治标不治本，无非就是降低污染程度，但不可能改变污染状况。不管企业的污染治理措施是否到位，都难以避免地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健康。

要想让松汀村的悲剧不再重演，最根本的是要对过剩的、重污染的化工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针对现有的污染，治理要分两步走：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尽快化解产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少数需要保留的污染产业，要进行清洁生产工艺的升级改造。

对于短时间内不能关停并转的污染企业，当地的环保措施要进行优化，让环境监管接地气，实施长效化和常态化管理。

各级环境监管部门的认识程度和监管能力是不对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最近指出，治理污染要层层传导压力，区、县环保是薄弱环节，要作为督查重点。

对于发现的问题要一个个整改落实，盯住不放，最后还要公开。北京的“环保网格化管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具体而言就是将街道、乡镇划分成一个个网格，将环境监管职责具体落实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和社区，构建覆盖全域的环境监管网络，做到检查全覆盖、监管无盲点，及时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隐患。另外，还要打造智能环保，通过先进的在线监测手段，智能化监测污染源，实现最底层的监管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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